克什米尔公主号事件过程 克什米尔公主号事件结果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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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什米尔公主号事件简介

克什米尔公主号事件是一次发生在东西方冷战期间的政治暗杀事件，针对的主要目标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总理周恩来。

克什米尔公主号（英语：Kashmir Princess），印度航空的一架洛克希德星座型（Constellation）民航飞机，注册编号VT-DEP。

1955年4月11日，克什米尔公主号执行包机任务，从印度经香港飞往印度尼西亚雅加达，原定乘载中共代表团前往万隆参加万隆会议。

在香港启德机场停留期间，被国民党特工买通的一名启德机场清洁工按照其要求将炸药安上飞机。飞机在接近印尼海岸时爆炸，机上除3名机员生还外，11名乘客及5名机组人员罹难。

由于周恩来临时改变路线，所以此次暗杀行动失败。

克什米尔公主号事件背景

20世纪50年代，国际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化。随着朝鲜战争停战和新中国大规模经济建设的开始，中国迫切需要一个和平安全的国际环境。

当时，亚非国家的反帝国主义反殖民主义运动空前高涨，要求和平、要求独立、要求发展本国经济、要求改善同中国关系的愿望越来越强烈，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已逐渐成为占世界人口一半的亚非国家的共识。

基于这种情况，中央决定把大门打开，走向更广阔的世界。

缅甸总理吴努邀请周恩来率中国代表团于4月14日——16日访问仰光，与印度总理尼赫鲁、埃及总理纳赛尔、阿富汗副首相纳伊姆共商亚非会议的有关问题。

周恩来让我代表团人员到昆明集中，待访问缅甸后再去印尼，但有8名工作人员因工作需要必须先期到达万隆。

他们是：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黄作梅，新华社记者沈建图、杜宏、李平、郝凤格，外交部新闻司干部李肇基，总理办公室工作人员钟步云，外贸部干部石志昂。另有3名外国人亦需先到达万隆，即奥地利记者严斐德、波兰记者斯塔列茨、越南民主共和国官员王明芳。

为此，我有关单位通知印度航空公司，4月10日自孟买飞往香港的“克什米尔公主号”客机照常营业，4月11日到香港后改为中国代表团的包机，直飞印尼。

克什米尔公主号事件过程

事件发生在1955年4月11日，当时根据原定行程，周恩来应率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团从香港搭乘飞机赴印度尼西亚首都雅加达参加万隆会议。

根据中国外交部解密文档中英国驻华代办欧念儒面交时任外交部副部长章汉夫的《关于克什米尔公主号破坏案的警察调查综合报告》显示，国民党当局在港特务用五十万港币买通香港启德机场清洁员周驹，在周恩来预定搭乘的印度国际航空公司洛克希德星座式749A型飞机“克什米尔公主号”的右翼轮舱处，安装了一颗定时炸弹。

这架“克什米尔公主号”机上乘载了8名机组人员和11名乘客（全部为参与万隆会议的中方代表团人员和记者），但是暗杀目标周恩来本人却因刚刚做完阑尾炎手术，临时秘密改变行程，经昆明取道缅甸前首都仰光赴万隆参加会议。

在“克什米尔公主号”起飞约5小时后炸弹爆炸，导致飞机右翼第3号发动机吊舱后面的地方局部着火；正在距海面18,800英尺高空飞行的飞机被迫紧急在海面上降落，最后11名乘客全部遇难，只有3名机组人员生还。

事件发生后香港警务处立即展开调查并查明事件嫌疑人周驹。但是周驹在警方能够采取行动将其逮捕之前成功逃往台北获得庇护。

机上人员有：沈建图：新华社对外新闻编辑部主任；黄作梅：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李炳衡（李平）：新华社对外新闻编辑部记者；杜宏：广播事业管理局对外广播部副主任；郝凤格：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摄影员；钟步云：总理司机；石志昂：对外贸易部三局副局长；李肇基：外交部情报司科员；王明芳：越南代表团工作人员；严斐德：奥地利记者；斯塔列茨：波兰记者。

中午时分，周恩来紧张地踱着步子，直到“克什米尔公主号”按时起飞的消息传来，这才松了一口气。

下午6时30分，却传来了这样的噩耗：飞机在北婆罗洲沙捞越海面上空发出三次求救信号后坠入大海，机上11位参加万隆会议的中国代表团成员和记者全部遇难。

周恩来的卫士长成元功回忆起54年前的这一幕，仍觉惊心动魄。如果没有缅甸总理乌努的邀请，周恩来会是乘客之一，而今日中国的外交史，或许将是另外一个版本。

克什米尔公主号事件结果

先是莫斯科传来消息说客机中途爆炸坠毁在南中国海。不久，几家外国通讯社报道了这个消息。而台湾电台早已播发了“周恩来座机坠毁”的新闻。

当时，殉难者名单还没有拿到，“大家又是担心又是悲痛，聚集在总理屋里，彻夜不眠等待北京的消息，并且再次讨论总理该不该放弃万隆会议。但是，总理很坚持。”

成元功记得，直到天亮，大家才散去，周恩来回到自己屋里，读完邓颖超的来信，写下了那封著名的“昆明回信”。

2009年清明，钱嗣杰如常来到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这里埋葬着他曾经的战友、兄弟、同事、还有领导。在一块刻有周恩来亲笔题写“参加亚非会议的死难烈士公墓”字样的纪念碑前，他长久伫立，碑的背面是“克什米尔公主号”事件中离开的11位烈士的姓名和简历，钱嗣杰不用看，就能默诵出这些在梦里叫了千万遍的名字：沈建图、黄作梅、李平……

“有时候回头看看，我就想，这50年是多活出来的。”54年前，身为新华社万隆会议特派报道组中两个幸存者之一，钱嗣杰的生命阴差阳错地得到了眷顾。

飞机在中国南海上空爆炸时，27岁、告别新婚妻子、第一次出国参加国际会议的钱嗣杰正身在雅加达一家旅馆里，紧张地等待着自己的同事与领导抵达。

此前，他和报务员刘茂俭带着长长一列清单，被先行派到香港采购报道设备。东西还没买，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黄作梅做了一个决定：外交部两位信使从香港乘船前往万隆，随身携带很多重要东西，为了安全，让钱嗣杰与刘茂俭两个小伙子陪同前往，器材则由自己来负责购买带上飞机。“当时我们两个一肚子不乐意，只能搭船走了。”

就这样，在海上漂了7天7夜后，钱嗣杰到了雅加达。“知道11号大部队要来，我一大早起来，激动得坐立不安。”

房间里的无线电开着，消磨着时间，“突然有消息说中国代表团飞机爆炸……”钱嗣杰没有再说下去，那一刻的记忆于他而言，其痛苦并未随岁月消减。

出发前，又是战友又是同事的李平拍着他的肩膀说：“小钱，别担心，晚上我帮你整理照片。”

在钱嗣杰的脑海里，那些曾经年轻的脸庞依然年轻，“那会儿，沈建图的妻子已经怀孕9个月，他是印尼归国的才子，亮闪闪的眼睛，英语比汉语说得好；黄作梅也是才子，做事有点马虎……”

除了振作起来，似乎找不到更好的方法。“我要替他们完成未了的心愿。”万隆会议上，钱嗣杰5天5夜没有睡觉。

今天，在苍松翠柏掩映下的八宝山烈士公墓，矗立着一座高高的纪念碑。纪念碑前镶嵌着一块汉白玉浮雕，浮雕上一只和平鸽在展翅高翔。

它的正面镌刻着周恩来亲笔题写的“参加亚非会议的死难烈士公墓”几个大字，背面刻着烈士们的姓名与简历。

石碑上刻有记载烈士们殉难经过的碑文，最后一句是：“为和平、独立和自由事业而光荣牺牲的烈士们永垂不朽！”